“不知道为什么，年龄越大，越爱待在家里，孤独感也越强。我对于爱情已经没有了安全感， 可能只有自己的孩子才能让我觉得有一个精神依托吧。”

　　刘枫，31岁，外企中层，有着不错的家世和外型。他是个同性恋者，“这些年我身边的男朋友来来去去，每次我都希望长久，可是每次都失败收尾。现在正常男女谈恋爱，都分分合合，更何况‘同志之恋’了。”

　　27岁时，谈了4年的男友离他而去，让他对于爱情的安全感降到了最低。母亲说，你至少得有个孩子啊。否则我们老两口走了，你要孤独终老吗？——这话触动了他。既然爱情靠不住，那孩子该靠得住吧？他托朋友帮着打探愿意通过人工授精来为他生孩子的女性。他可以为此支付20万元人民币。他甚至还试探过女性好友：“那么多卵子都浪费了，不如捐给我一个吧。我再去找个代孕妈妈。”

　　如此折腾和等待了一年，没有结果。30岁时，感情再度受挫的他心情到了冰点。“只有孩子是完全属于我的。”他对自己说。2009年底，刘枫与一个女同性恋者开始了“交往”。对感情缺乏安全感的两个人不谋而合：都想拥有自己的孩子。

　　与“女友”去医院具体咨询人工授精事宜，方才知晓，在中国，做人工授精首先必须有两证，结婚证和准生证；夫妻双方还必须接受检查，确实有生理问题，才能实施人工授精。现在刘枫筹划着结婚，“结了婚再去试试，有了孩子，再离婚。”也许有一天，技术可以一偿刘枫拥有自己孩子的心愿。可是，孩子真的能填补刘枫缺失的安全感吗？

　　英国女孩Isabelle与中国女孩刘丹在英国注册结婚后，来到中国生活。有中国男性友人自愿提供精子，Isabelle在家自己动手完成了“人工授精”。

　　Isabelle 对“自助人工授精”的过程轻描淡写：“他把精子射在一个用开水消过毒的杯子里，我用没有针头的针管把它们注入体内。”历经5个月、4次失败之后，Isabelle怀孕，生下一个男孩，现今快两岁了。

　　做了母亲的Isabelle，却被更大的忧虑包围。“我很担心孩子会受到不公正的眼光和对待。”更让Isabelle难过的是孩子的父亲。“孩子的爸爸以前还来看他，后来认识了现在的妻子，她无法接受这件事，他就再也不来了。”

　　Isabelle知道父爱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有多么重要。这是她目前仍在努力、却又无力解决的难题。

　　“释放了母爱这枚定时炸弹的能量”

　　“20多岁的时候我曾扬言要当丁克，对小孩毫无兴趣。30岁的时候走在街上，看到大肚子就羡慕，再丑的小孩看着也觉得可爱。如果人类能单性繁殖，估计我也就繁殖了。”渴望要孩子不是因为寂寞，只是母爱像一颗定时炸弹，当吴迪30岁时，在她的身体里不由分说地爆炸了。

　　吴迪32岁结婚，就在她准备好做母亲时，她突然发现，不孕不育似乎无孔不入，身边的亲友和自己都没能幸免。辗转于各大医院，碰了众多医生的冷脸。一年后，吴迪转到上海九院的人工辅殖科，在那里遇到最有感染力的医生：“只要你们还有健康的精子卵子，就一定能怀孕！”

　　这期间的痛苦不能用语言形容。“譬如，为了保胎我总共打了72针，每天一针，打得屁股都硬了不过我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很多都不记得了。”煎熬归煎熬，在医生的鼓励下，第一次人工授精后，吴迪就成功受孕。36岁生下了一对儿女，吴迪知道自己是很幸运的那个。

　　世界上有两样东西让人犯罪：性和毒品。这两样东西对人的感官刺激，都能让人飘飘欲仙。而对吴迪来说，它们都比不上怀孕生产的刺激，“女人不生孩子不能体会人原来也是哺乳动物！这是上帝送给女人最好的礼物。当胎儿第一次动的时候，那种感受真是无与伦比。”

　　如今，每天早上，两个小人儿敲开夫妻俩的房门，蹿到床上爸爸妈妈中间，4个人躺在一起嘻嘻哈哈——这是吴迪最幸福的时刻。

　　作为母亲，也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，吴迪有了自己的一套观念，“我只是我生的孩子的养母，他们是上帝之子，上帝经过仔细的甄别，挑中了我，认为我值得信任和托付，借我的身体生下了他们。他们是独立的个体，我的责任是爱他们，监护他们到18岁，帮助他们离开我，走他们自己的路。”

　　吴迪的好心态，赢来了生殖技术带给她的最好的礼物——释放了母爱这枚定时炸弹中的能量，借着母爱，完成了自我的转型。

　　为什么我们要一个自己的孩子？

　　为什么如此痛苦，历经波折，还是要一个自己的孩子？我们就这个话题采访了心理专家贾晓明、李晋伟等，他们的答案是——

　　■ 基因扩散的需要，开枝散叶才足以证明基因的强大；
　　■ 对死亡恐惧的克服，个体的生命仿佛可以通过下一代来延续；
　　■ 女性身份的完整，社会赋予母亲这个角色的地位远远高于妻子和女儿；
　　■ 生存安全感的弥补，又传统又现实的养儿防老观念便是来自安全感的缺失

　　无论是哪一个，这些答案的终极指向似乎都是——我们想通过生育和孩子让自己的生命更强大和更完整。这正是那些无论经历多少梦魇都要挣扎在生育边缘的人们的源动力。